游击队员如何巧妙地突出重围？她就是一张特别通行证！

四川华蓥山起义的最后一枪——龙潭起义于1948年9月下旬打响后，在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下迅速失败。起义队伍被打散了，只有十个人与支队政委彭立人在一起，其中有支队长郑多炳。

彭立人带领十个战友，先后进行了三次突围，由于敌军大部队封山，突围均未成功。敌人搜山已三天三夜，包围圈缩得更小了。彭立人只好把人员分成三个小组，分散突围。他和老郑加上中队长米正贵一个组。

9月24日下午，彭立人等三人得到一个老农民的指点，避开搜山的一连敌军，往大竹方向第四次突围。天黑了，终于下得山来，大家稍稍松了一口气，但并未脱离危险。

三个人都饿极了。突围的四天三夜里，只第一天在山上吃了一顿南瓜饭。他们摸进一家农户，买了一大碗冷红苕，三个人边吃边走。终于走到了大竹县地界。来到大石桥，要过桥去到清和场中锋寺，才能找到掩护人家。

桥头驻守的敌军，正在屋里寻欢作乐。彭立人他们便悄悄从桥上过，刚过完桥，就被敌哨兵发现，大声喝问：“什么人？”

三个人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干脆都不吭声，只是加快步伐，急急忙忙往前奔。敌哨兵听不到回答，便开枪射击。

彭立人等三人更放开脚步，边跑边回击。于是，桥头的大队敌军便寻着枪声紧紧追来。

这一带，彭立人和老郑都比较熟悉。他们边跑边还击，一口气跑了五里路，才摆脱追击的敌人，又摸黑跑到清和场的中锋寺，进入地下党员李孝思家，个个汗如水洗。此时，已是夜里2点多了。

李孝思30年代初在上海入团、入党，抗战初期做过大竹县委书记和中心县委代理书记，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时脱党。1948年5月，彭立人代表党组织恢复了他的党籍。

李孝思急忙安排煮饭给三人吃。远处的枪声不断。一问原因，李孝思只好直说：“敌人在这方圆百里之内，都派有重兵。你们能突出重围下得山来，真不容易。在清河场已抓到十几个从山上下来的游击队员，都被押送到渠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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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彭立人他们三个虽然突围下了山，但实际上处境仍十分危险。下一步怎么办？唯一的出路，是往达县方向撤。达县映山乡有乡长彭林修掩护，到了那里就安全多了。

郑多炳主张马上就走，事不宜迟，夜间行动比白天安全。彭立人不同意，理由是四天四夜以来，大家在山上东突西撞，加上饥饿，体力消耗大，非常疲劳，再说从李孝思家去达县映山乡，有七八十里路，要经过多重关卡，稍一疏忽，又会陷入重围。不如先休息一夜，再想个比较妥当的办法往映山乡撤。

李孝思经历的事情多，有较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他思考一阵后，提出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来与彭立人等商量。大家都拍手赞成。

李孝思高兴地说：“那好，你们今晚先睡个安生觉。我还得去安排一下，明天天一亮，大家就照计而行。”

第二天一大早，李孝思同院住的四婶母就在大院内高声喊轿夫：“我要去达县映山寺外婆家，快备轿早点走啊！”

李孝思的四婶母郑琼才，是达县特支委员郑多恒的亲姑母。她外婆家在达县映山乡乌家坝，每年她总要体体面面地坐轿去几次外婆家。

“轿夫”和“管家”应声而出。

两个“轿夫”抬桥，原来抬前轿的是农民出身的游击中队长米正贵，抬后轿的是游击支队长郑多炳。

一个“管家”带路，他就是游击支队政委、中共达县特支书记彭立人。他用背篓背着走亲戚的礼物，那是两只老母鸡、两块腊肉和两封白糖。

从大竹中锋寺经清河场到柏林口，一路上虽然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但人们都认得李家大院的四老爷娘子，她坐在轿子里，就是一张特别“通行证”。

要过关卡了，两个“轿夫”便高声喊着报路的号子。

抬前轿的喊：“前边有个花大姐。”

抬后轿的马上接嘴：“两眼瞄路你莫惹。”

过下一道关卡，前轿又报：“之字拐。”

后边的接上：“两边甩。”

一人呼喊：“抬头望。”

一人应和：“把坡上。”

就这样，一行人顺利地进入达县境内。既是大竹县清和场李家四太太要去映山寺马家坝彭林修乡长家走亲戚，依着李彭两家的威望和权势，一路上更是通行无阻。

七八十里山路，一行人在下午两点就顺畅地到达目的地。这一趟长途跋涉，可累坏了抬轿的郑多炳和米正贵两个“轿夫”，也累坏了走在轿子前头带路的“管家”彭立人。

由于彭立人上华釜山时脚背就生疔疮一直未好，上山后腿上又长热毒，流的血和脓把裤脚粘住一大块，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痛，但他咬着牙，硬是在轿子前头快步走着，免得后面“轿夫”放慢脚步而影响行程。

三个人终于把七八十里山路踩在脚下，平平安安一步一步走了过来。先从华蓥山突围出来的县特支委员郑多恒，早已在映山乡乡长彭林修家里迎接他们。

大家一见面，郑多恒就笑呵呵地对着彭立人说：“老彭啊，你们这次突围，阵势可真不小啊！连我姑妈都出动了！”

彭立人和郑多炳、米正贵都哈哈大笑着说：“多亏婶子了！她就是让我们顺利突围的一张特别通行证啊！”